以色列北部达夫纳基布兹里为“志愿者”预留的防空洞，条件实在堪忧。潮湿憋闷，气味刺鼻，更像厕所而非加固掩体——基布兹成员们（和我们相比堪称娇生惯养）根本看不上这种地方。但当苏制炮弹如雨点般砸落时，它确实扛住了。次日清晨，我们毫发无伤地钻出洞口，在熹微晨光中眯起眼睛。恐怖分子连一枚喀秋莎火箭弹都没能命中基布兹。
别误会，我可不是随以色列国防军驻扎在黎巴嫩边境的战地记者。那是1981年，我才十七岁。当时我除了唯一一门学科外所有考试挂科，父亲便把我打发到以色列。他指望我在被迫谋生的环境里能成熟些——这招果然灵验。在远离巴解组织火箭发射器的戈兰高地，我从毒品麻醉的昏沉中惊醒，环顾四周后找到了终生坚守的信仰：锡安主义。
那时我已对政治萌生兴趣，部分源于父亲与伦敦几位工党政要的交情。他们常来共进晚餐，争论诸如单边与多边核裁军之类的话题，我也参与其中。但从未像在基布兹这般全身心沉浸于某个议题。在那里，阿以冲突几乎是唯一的话题。并非所有人都是锡安主义者，但我仔细聆听各方观点，每日研读《耶路撒冷邮报》，与1948年就扎根于此的老前辈们交谈，很快便明确了自己的立场。
如今多数人都知晓支持以色列的论据：大屠杀后，犹太人需要能称之为家园且能安居（或相对安全）之地。二战胜利者在欧洲未能妥善保护他们，而地中海东岸这片狭长土地成了唯一的选择。
所谓“灾难日”实属虚构——1948年以色列并未驱逐70万巴勒斯坦人。事实是，许多人在向这个新生国家宣战的阿拉伯邻国怂恿下自愿离开。以色列多次尝试与巴勒斯坦人达成和平，做出或提议做出重大让步，但每次伸出的橄榄枝都遭拒绝。将其称为“种族隔离国家”纯属污蔑——以色列的阿拉伯公民与犹太人享有同等民权。
我不仅觉得锡安主义者的论述更具说服力，更带着几分虚荣心认同“天选之子”的身份。后来读到威尔弗雷德·塞西格自传中提及二战名将奥德·温盖特成为亲犹主义者的缘由：在查特豪斯公学就读时，他从圣经中读到“举世皆敌却依然浴血不屈的民族”，这与他当时遭受同学排挤的境遇产生共鸣。而我，竟因相同缘由感受到同样的联结。
犹太民族的故事更令我心潮澎湃。一个被驱逐数百年的民族重返故土，这本身就有撼人心魄的力量。在以色列，每寸土地都承载着历史重量，而这个国家正被历史推向未来。在英国时，我厌恶人们故作深沉，但在以色列，这种特质却赋予民众庄严与厚重感。我彻底爱上了他们。
因此当我说自己在此次冲突中完全站在以色列和美国这边，您不会意外。对我国首相试图让英国置身事外的行径，我深感羞愧。难道工党左翼的“反锡安主义”已深入骨髓，以致斯塔默爵士宁愿冒着与最亲密盟友决裂的风险，只因其与以色列共同对抗残暴的伊朗政权？若下届政府沦为工党、自民党与绿党可怕的联合政权，我将认真考虑移居圣地。对我而言，正如早期犹太拓荒者那样，那将是真正的归家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