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在此
生活成本这事儿，最近被聊爆了。
真的，甭管是普通老百姓还是政客，逮着机会就得提一嘴。话术通常是：“我们必须把生活成本降下来。”
可现实呢？物价就是一个劲地往上蹿。
抱歉，可能要泼大家一盆冷水了：降不下来，根本降不下来。
因为生活成本就从来没降过。通胀一旦掏空你的钱包，就别指望它能还回来。
这就是通胀最恶心的地方——它的伤害是永久性的。那杯7块钱的咖啡再也回不到5块了。以前一张5块钱纸币就能搞定午餐，现在？10块钱只是起步价。
单看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生活成本讨论的参考指标之一——过去40年里它只下降过一次，而且幅度微乎其微。
“生活成本”这概念包含的东西可多了。我们通常只盯着买东西的价格：食品、燃油、校服。
这些东西的价格，受制于它们的生产成本或进口成本。制造业成本部分取决于劳动力成本。像燃油这类进口产品，价格则随汇率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
然后是住房成本。建筑成本、租金和贷款利率，决定了我们每年要为头顶这片瓦付出多少。有房族还得缴纳地税，这笔钱会根据市政运营成本和维护城市/地区顺畅运转所需的工程规模而变化。
我们的家和办公室还得用电用气。价格取决于供应情况和维护成本。资本支出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钱，大头最终也得用户来掏。而且谁都知道，咱们的基础设施老旧，建筑成本高得离谱。
不幸的是，无论哪个成本类别，眼下都有几个因素在狠狠拿捏我们。
过去几年，我们的汇率一直承压。纽币兑澳元传统汇率区间在91到96分之间。但我们已经低于这个区间一年左右了，这周更是跌到了84分。也就是说，如果从澳洲买一件100澳元的东西，几年前可能花106纽币，现在得119纽币。
兑美元也一样。过去10年，1纽币通常能换65到75美分。但最近我们一度低至55美分，现在小幅反弹到59美分。
汇率影响所有进口产品。无论是平板电视、儿童自行车，还是一箱油。它痛击那些还能负担得起海外旅行的人，更重要的是，痛击那些必须出差以保持我们企业和产品在全球买家面前竞争力的人。
劳动力成本几乎计入我们购买的每一样东西。你家附近最爱的酒吧里，吧台下那桶啤酒的成本，不仅包括啤酒本身的价钱，还包括酿酒厂仓库里配货员、装车工、送货司机以及吧台后为你倒酒的那位小哥的成本。一品脱啤酒不久前才8块，现在要12块了。
在新西兰，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提高工资的压力持续存在。给人们支付合理公平的报酬有充分的理由。最重要的是，这有助于我们维持令许多国家羡慕的生活水平。但只涨工资不提升绩效和生产力，终究是不可持续的。
过去十年，我们涨工资的势头相当猛。这得益于最低工资的持续上调及其引发的连锁反应。和通胀一样，工资一旦上涨就从不回调。
2008年，最低工资是每小时12纽币。在国家党执政的九年间，增长了31%，达到15.75纽币。但在2017年至2023年工党执政期间，这个数字被大幅推高。经过连年上调，最低时薪达到22.70纽币，六年激增44%。
在这两个时期，最低工资的涨幅都几乎是同期消费者物价指数涨幅的两倍。换句话说，工资（至少是底层的工资）增速超过了商品成本增速。
随着最低工资上涨，其他工资也水涨船高。那些比最低工资高20%的人也想保持这个差距。以前时薪30纽币的工作，现在要40纽币。就这样层层传导。
我们都知道，雇佣超市员工、司机和建筑学徒的成本增加，只能通过一种方式弥补：提高他们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价格。
工资增长似乎让工会运动焕发新生，他们在本届议会任期内显得活跃得多，并将推动提高薪酬和工作条件视为己任。
结果是，向消费者提供产品或服务的每个人的成本都增加了。去年年底我了解到，仅新西兰航空就与五个不同的工会签订了28份集体协议。教育部门则要与NZEI、PPTA、PPCBU、SPANZ、APEX、TEU、ECE、ECC和PSA打交道。可能还有更多。这背后是巨量的管理成本。别忘了，这些代表机构争取到的每一份胜利，最终都得由产品和服务的终端用户来买单。而这个终端用户，就是我们！
这周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实例。我们知道，同工同酬立法迫使幼教中心以更高薪资聘请教师。这本身没问题，但这些中心必须在政府资助没有相应增加的情况下支付工资。结果，幼教中心为了维持运营不得不提高收费。谁为此买单？我们。
我确信这些工会为他们的工人争取到了更好的待遇。但他们为国家争取到更好的结果了吗？为我们的企业？我们的政府部门？
我并非批评高工资。我们都希望社会更富裕。但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是谈判谈出来的，而是通过改善我们的商品、服务和产出实现的。
换句话说，更富裕的国家只能来自更具生产力的国家。而这正是我们最大的问题之一。尽管工资在增长，我们的生产力却跟不上。
劳动生产率以每小时工作产生的GDP来衡量。在新西兰，过去十年的平均年生产率增长不到1%。而在同一时期，仅以最低工资增长衡量的工资年增长率却接近6%。
需要注意的是，生产率统计数据通常不包括公共部门员工。而对公共部门生产率的估算通常认为，其增长弱于商业部门。
除此之外，许多人会说，对于新西兰这样规模的国家，我们的公共部门（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过于庞大了。我们总劳动力中有整整19.5%受雇于广义的公共服务部门。
我们常说要与爱尔兰（该比例为16%）甚至新加坡（低于10%）这样的经济体比较。要达到那种水平，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因此，生活成本挑战是巨大的。所以，尽管我们的政客喜欢说需要“降低生活成本”，但可悲的是，这不会发生。从来就没有发生过。
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是提升我们的生产型经济。提升到能够维持我们已习惯的生活水平的高度。提升到与工资账单相匹配的高度。我们需要让每个工作小时产生更大的商业产出，并进行国家结构调整，打造一个更精简、更高效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服务体系。
我们应该对那些富余的公共服务人员及其他人员进行再培训，让他们能在生产型经济中创造价值。我们总把移民当作人才来源。这没问题，但我们何不也充分利用我们自己的人民呢？我们需要让合适的人在合适的岗位上做正确的事。
一个更具生产力、更平衡的经济，应该能带来更多利润和更高的税收。这些税收可以偿还债务，建设需要的基础设施。更强劲的资产负债表将带来更好的汇率，整个循环便能自我实现。
现实是，除非生产力提高，否则我们的生活方式将难以为继。没有相应的成果改善，工资增长不可能持续。最终，价格增长将超过我们负担所需或所欲之物的能力，因为我们的工资会跟不上。
这至少是个十年大计。我们最好马上行动起来。
布鲁斯·科特里尔是一名专业董事、演讲者和企业领袖顾问。他是《最好的领导人不靠吼》一书的作者，也是播客《领导喝咖啡》的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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