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科学研究的严谨性，永远是支撑其结论可信度的基石。近日，国际顶刊《自然》罕见撤稿一篇曾引发全球震动的气候经济学研究，该研究曾预测：若碳排放持续，到2100年全球经济产出将暴跌62%。撤稿原因竟源于一个国家的数据问题——乌兹别克斯坦。剔除该国数据后，影响骤降至23%。这并非否定气候危机的严重性（即便20%的损失已是灾难），却尖锐地揭示了模型构建、数据筛选与学术伦理的复杂博弈。当科学结论成为央行压力测试、国际政策的依据时，其每一步都需经得起最苛刻的审视。这场风波警示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道路上，既需正视风险，也需警惕“数字夸大”可能反噬公信力。科学探索本就在修正中前行，而人类的应对之策，更需在理性与行动间找到平衡。
2024年4月，权威期刊《自然》发布一项研究，指出气候变化在本世纪末将造成的经济损失远超先前预估。这一结论曾登上全球头条，被广泛引用，甚至被各国央行纳入风险管理情景。
然而本周三，《自然》正式撤回了这篇论文，再度激化了关于气候变化社会成本程度的争论。
撤稿决定源于一组经济学家发现了一个关键问题：乌兹别克斯坦的数据存在异常，严重扭曲了整体结果。他们指出，若排除该国数据，经济损失程度将与早期研究相似——全球产出将减少23%，而非原文所预测的：在碳排放持续不受控的情况下，到2100年经济产出将下降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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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全球经济活动萎缩逾20%仍将对人类福祉造成毁灭性打击。批评该论文的人士强调，正如近期多项综合分析所指出的，气候变化确实是重大威胁，必须采取更多行动应对。但他们同时认为，对异常结果应持审慎态度。
“过去十年，大多数人认为到210年经济产出减少20%已是一个极其巨大的数字，”斯坦福大学全球环境政策教授、8月发表相关批评文章的合著者所罗门·项表示，“所以这篇论文提出60%的损失，简直超出了常规范畴。”
根据追踪学术期刊更正情况的机构“撤稿观察”的数据，近年来撤稿现象日益普遍，但仍属罕见，大约每500篇发表文章中仅有1篇被撤。
经济学家长期致力于将气候变化那些细微、有时甚至隐性的影响，纳入预测遥远未来的模型之中，尤其是当这些影响与全球经济这般复杂的系统相结合时，挑战更为艰巨。
该研究由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的经济学家莱奥妮·文茨和当时在该所从事博士后研究的马克西米利安·科茨主导。团队设计了几种新颖的方法，以更全面地捕捉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
他们使用了一个精心编制的数据集，涵盖国家以下层级（如州、省）的经济状况；纳入了一系列气候条件（如降雨和热浪），而非仅仅平均气温；并且考虑了极端天气事件跨越十年的影响，而非假设其影响会迅速消散。
“我们试图了解这些影响在数据中能持续观察到多久，”文茨解释道，“与那些未考虑这些更持久影响的研究相比，这导致了更高的损害估算。”
这也使得与避免灾难性变暖所需成本的对比变得惊人。研究发现，未来25年内基本上已“锁定”的气候损害成本，将是实现《巴黎气候协定》目标——即将全球变暖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所需减排成本的六倍。
该论文宏大的研究范围吸引了“绿化金融体系网络”（一个主要由欧洲央行和金融监管机构组成的网络）的关注，当时该网络正在更新用于压力测试的指南，以评估银行在气候损害加剧时是否仍能保持稳健。在问题被提出后，该组织在指南中添加了免责声明，并表示未来的更新将依赖更广泛的其他研究。
该论文还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引用，并在衡量研究影响力的工具Altmetric所追踪的期刊文章中位列前5%。专注于气候的新闻媒体Carbon Brief发现，该文是2024年被引用次数第二多的气候论文。
但批评之声日益高涨。在今年夏天研究人员的评论发表几天后，另一份批评来自作者在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的同事克里斯托夫·舍茨。他聚焦于一个常见问题：当试图从众多不同地理点中梳理单一变量（如气候）的影响时，邻近地区的行为往往相似。舍茨认为，作者未能考虑这些相关性，导致结果的不确定性大到使其基本失去价值。
“该论文并未提供气候变化造成经济损失的新证据，也无法作为可靠未来预测的基础，”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
针对反驳，科茨和文茨进行了修正，他们表示这仅使结果略有改变：不确定性范围稍增，本世纪末的经济影响略减。“存在微小的数量变化，但总体的定性结论基本保持不变，”科茨说。
他们计划修改论文并重新提交。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害仍有可能如波茨坦研究人员最初发现的那样巨大。该领域的科学家正在探索如何纳入越来越多的连锁效应——例如野火烟雾对呼吸健康的影响，或海平面上升如何影响房价。
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经济学家蒂莫西·尼尔最近发表论文发现，气候变化将导致全球性混乱，即使在天气不那么极端的国家也会制约经济增长。其结果表明，如果碳排放保持高位，到2100年损失可能达40%。
“现有文献很可能低估了损害程度，”尼尔说。
然而，气候经济学家们担忧如何保持公信力，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削减气候科学资金并放弃减排努力的当下。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能源与气候经济学主席林特·巴雷奇认为，被撤稿的论文还存在其他方法论问题，涉及国家层面的通胀计算，导致结果向上偏差。科茨和文茨的修正说明显示，如果采用巴雷奇倾向的方法，他们的发现将“小得多”，这令她感到沮丧。
“有时，根据受众的不同，会感觉人们期望看到巨大的估算数字，”巴雷奇说，“如果你的目标是试图论证气候变化的严重性，那你就已经从科学家越界成了活动家，公众为何还要信任你？”
作为一种补救，一些研究人员建议起初就不要试图做得太多。曾在拜登白宫工作、现为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学者的诺亚·考夫曼认为，研究具体问题——例如如何在保持电力可负担的同时实现脱碳——比预测数十年后的宏观经济影响更有用。
“世界上有很多例子表明，我们确实认识到存在巨大风险，但我们并不假装能优化应对措施，”考夫曼说，“我们只是试图以合理的方式规避它们。”
本文原载于《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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