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战火与硝烟渐远的今天，国际法庭的正义之锤曾如何敲响？78岁的格雷厄姆·布鲁伊特，一位曾将前南斯拉夫战犯送上审判席的检察官，用半生时光在血腥历史中追寻真相。他的家中悬挂着一幅染血的地图，上面标记着波斯尼亚的万人冢；他的档案里封存着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的泣血证据。从追查潜伏澳洲的纳粹余孽，到组建史上首个战后国际战犯法庭，他亲历了国际刑事司法从无到有的艰难历程。然而当加沙的炮火再度灼痛世界，当大国强权公然践踏法庭权威，这位老人沉重地说：“我曾相信正义终能降临，如今却不敢再乐观。”这是一篇关于罪与罚、勇气与妥协的深度记录，更是一面映照当今国际秩序裂痕的镜子。
在前战争罪检察官格雷厄姆·布鲁伊特的家中，一幅震撼人心的艺术品悄然揭示着这位退休悉尼律师曾参与调查的暴行。
悬挂在布鲁伊特家庭办公室的这幅作品，是一个镶框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地图，上面用墓碑图案标记着他在1990年代起诉过的战争罪与种族灭绝发生地。
边境线缠绕着铁丝网——那是曾震惊世界的集中营象征。
纸张浸染着暗红色，代表着南斯拉夫战争期间被屠杀的数千人的鲜血。
这件作品映射出布鲁伊特担任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ICTY）副检察官的十年岁月。
该法庭是继二战后纽伦堡审判纳粹首领、东京审判日本战犯以来，首个调查国际战争罪的机构。它的成功直接推动了2002年常设国际刑事法院（ICC）的成立。
“能参与这项事业，我深感自豪。”布鲁伊特说。
但这位78岁的老人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先驱。
“我踏入战争罪调查领域纯属偶然。”他回忆道，自己最初竟是在调查二战后逃往澳大利亚的纳粹合作者。
在检察署获得第一份工作后，布鲁伊特认为从“普通犯罪”转向“战争罪”并非巨大跨越。
“构成战争罪的行为往往是谋杀、强奸等普通刑事犯罪，只不过发生在武装冲突背景下……且规模更为庞大。”他解释道。
在为受害者追寻正义的职业生涯中，布鲁伊特如今目睹着后继者在国际刑法执行道路上的挣扎。
澳洲的纳粹阴影
1988年，布鲁伊特受聘加入霍克政府成立的特别调查组（SIU），开始调查居住在澳大利亚的纳粹合作者嫌疑人，由此踏入战争罪调查领域。
1991年他出任该部门主管，调查被指控参与屠杀犹太人的澳大利亚人——主要罪行发生在乌克兰。
调查工作包括收集来自加拿大、美国、以色列和欧洲的证词。
澳大利亚有500多人被调查，但多数已去世，部分在调查过程中离世，许多指控因证据不足无法证实。
最终仅三人根据《1945年战争罪法》被起诉：伊万·波柳霍维奇、海因里希·瓦格纳和米科莱·别列佐夫斯基。
波柳霍维奇被控在乌克兰北部的塞尔尼基村参与屠杀850多名犹太人。
接着，布鲁伊特团队创造了世界先例。
“我们派遣法医团队前往乌克兰，掘开了1940年代的乱葬坑。”他说，“当时全球包括美国、加拿大、英格兰、苏格兰和德国的战争罪调查机构，都从未进行过乱葬坑发掘工作。”
“但我们做到了，法医证据确凿无疑，与我们找到的证人证词相互印证。”
尽管所有起诉均未定罪，但布鲁伊特指出，法医证据从未被质疑。
波柳霍维奇在南澳大利亚受审后被陪审团宣告无罪。
对瓦格纳的指控因其健康问题撤销，别列佐夫斯基则因证据不足未受审判。
特别调查组于1992年解散，随后转型为战争罪起诉支持单位，亦于1994年撤销。
尽管机构不复存在，布鲁伊特认为该组织的工作在战争罪调查领域具有开创意义。
“这是澳大利亚法律史上的重要篇章，也为我后来在海牙的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和信心。”
组建战争罪法庭
1990年代初南斯拉夫开始解体时，布鲁伊特仍在特别调查组工作。
这个前社会主义联邦包括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马其顿（现北马其顿共和国）、黑山等共和国，以及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自治区。
随着部分地区宣布独立，一系列血腥的民族冲突爆发。
“广播、电视、报纸每日都在报道，战争罪行的发生显而易见。”布鲁伊特说。
1992年，联合国安理会投票决定设立前南刑庭。布鲁伊特于1994年2月出任副检察官。
抵达海牙后，他全权负责从零组建办公室、招募人员并启动调查。
首任检察官理查德·戈德斯通于同年8月经纳尔逊·曼德拉批准离开南非宪法法院后上任。
起诉种族灭绝
1995年7月，布鲁伊特的办公桌已堆满巴尔干地区的暴行报告：对手无寸铁平民的大规模屠杀、集中营的广泛拘留、酷刑和强奸。
但他清晰记得关于波斯尼亚东部小镇斯雷布雷尼察发生“可怕事件”的报道。
这后来被证实是二战后欧洲本土最严重的大屠杀，前南刑庭和国际法院均将其定性为种族灭绝。
在这片被联合国划定的“安全区”内，超过8000名穆斯林男子和男孩遭到屠杀。
布鲁伊特表示，团队“很早就确认”袭击由波斯尼亚塞族军队实施，军事指挥为拉特科·姆拉迪奇将军，政治领导为拉多万·卡拉季奇。法庭随即对两人提出起诉。
调查很快发现了埋藏着数千具处决者遗体的乱葬坑。
“美国提供了乱葬坑的航拍图像，给予我们极大帮助。”布鲁伊特说，“塞族发现我们掌握墓地信息后，开始转移尸体到更偏远地点进行二次掩埋。我们成功定位了原始葬坑和二次埋葬点，并决定开展遗体挖掘。”
在澳大利亚调查纳粹战争罪时指挥挖掘的经验成为“重要助力”，当时的部分团队成员此时正与他在海牙共事。
“他们通过比对土壤样本细致勘查，将二次埋葬点与原始葬坑关联起来。所有这些法医证据在后续起诉中至关重要。”
1995年11月，法庭对卡拉季奇和姆拉迪奇发出逮捕令，阻止他们参加俄亥俄州代顿的和平谈判。
批评者警告这可能破坏和平进程。
“但我们认为，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他们是种族灭绝的主要责任人，必须被起诉。”布鲁伊特强调。
如何逮捕战争罪嫌疑人
布鲁伊特回忆，检察官办公室曾面临数十份公开起诉书已发出，却无人受审的困境，前南刑庭一度濒临成为“无牙老虎”。
转机出现在1996年第二任首席检察官、加拿大人路易丝·阿尔布尔任期内。
“我们成功迫使北约和波黑稳定部队开始逮捕逃犯。”布鲁伊特说，“第一次逮捕行动后，局面彻底打开。”
这个激动人心的历史性时刻，永远改变了海牙与国际人道法的面貌。
“三个审判庭每日开展庭审，法庭工作全面步入正轨。这为设立常设国际刑事法院注入了信心。当国际刑院成立时，前南刑庭的遗产已清晰显现。”
法庭服毒事件
布鲁伊特卸任后，战争罪审判仍持续多年，相关新闻长期占据头条。
塞尔维亚前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成为首位被起诉战争罪、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的在任国家元首，但2006年审判期间死于海牙牢房，尸检认定为心脏病发作。
2017年，波黑克罗地亚族将军斯洛博丹·普拉利亚克在法庭服毒身亡。当法官驳回其推翻战争罪定罪的上诉时，他在法庭摄像机前高呼“斯洛博丹·普拉利亚克不是战犯”后饮下小瓶中毒药。
前克罗地亚塞族领袖米兰·巴比奇2006年在联合国拘留中心自杀，另一名克罗地亚塞族人斯拉夫科·多克马诺维奇于1998年同样选择自尽。
卡拉季奇与姆拉迪奇分别于2016年和2017年被判战争罪及种族灭绝罪成立，均获终身监禁，至今关押在海牙。
“法庭起诉的161人全部得到处理：或被逮捕受审，或被定罪，或被宣告无罪，或已死亡。”布鲁伊特总结道。
2004年离开前南刑庭时，他曾对国际刑法的可执行性“非常乐观”。
“但如今，我不再持有这种乐观。”
大国阻挠的困境
当战火在全球蔓延，布鲁伊特痛心地目睹某些国家领导人正在破坏追究战争罪行的司法机制。
今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制裁国际刑院，称该法院对以色列领导人（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毫无根据的逮捕令”。
美方强调，依赖125个成员国执行逮捕令的国际刑院，对非《罗马规约》缔约国的以色列和美国没有管辖权。
国际刑院在“巴勒斯坦国局势”案件中表示，有合理理由相信内塔尼亚胡及其前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对“将饥饿作为战争手段的战争罪”及“谋杀、迫害等反人类罪”负有刑事责任。以色列否认所有指控。
理论上，国际刑院成员国应在内塔尼亚胡到访时实施逮捕，但法院本身无独立执法权。4月，匈牙利在接待内塔尼亚胡前宣布退出国际刑院。
特朗普的行政令直接制裁了国际刑院检察官卡里姆·汗。美国6月进一步制裁四名国际刑院法官，禁止其入境并冻结在美资产。
国际刑院谴责该行政令“企图损害其独立公正的司法工作”。
布鲁伊特视特朗普的制裁为“骇人听闻的局势”，认为这严重干扰司法进程，许多国际领导人可能已构成藐视法庭。
除调查以色列外，国际刑院还在调查2001至2021年美军入侵和占领阿富汗期间涉嫌犯下的战争罪与反人类罪。
以色列的战争罪指控
加兰特称国际刑院对其和内塔尼亚胡的逮捕令企图“剥夺以色列自卫权并确保人质获释”。
他5月表示：“（卡里姆·汗）将哈马斯恐怖组织与以色列国相提并论是可鄙的。”
国际刑院曾对哈马斯领导人穆罕默德·戴夫发出涉嫌反人类罪和战争罪的逮捕令，但因其死亡于2月撤销指控。
内塔尼亚胡多次称对其指控“荒谬虚假”。
国际刑院2021年启动对巴勒斯坦领土行动的调查，追溯至2014年的事件，现已包含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的相关行动。
布鲁伊特引用《卫报》等媒体报道指出，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涉嫌监视、黑客攻击、施压和威胁国际刑院高级人员，企图阻挠调查。
他透露，参与起诉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的一名前同事因压力辞职——警方曾建议其采取安装防弹门窗等安保措施。
以色列政府未回应SBS新闻的置评请求。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此前称关于摩萨德的指控“虚假无据”。
种族灭绝争议
国际刑院目前未提出种族灭绝指控，但国际法院正在审理南非提起的诉讼，审议以色列在加沙的行为是否构成种族灭绝。
布鲁伊特表示，若他仍在检察官办公室，“将毫不犹豫起诉以色列领导人种族灭绝罪，由法庭裁决是否成立”。
他类比斯雷布雷尼察案——当时因存在“全部或部分消灭特定政治、民族或宗教群体”的“灭绝意图”，被明确判定为种族灭绝。
问及判断依据，布鲁伊特指出：“除以色列领导人不时发表的‘将巴勒斯坦人从地球抹去’之类言论外，虽无直接证据，但以军袭击往往缺乏相称性，常导致儿童或无辜平民死亡。”
“他们轰炸一栋建筑，声称针对某哈马斯领导人，却不顾周边30、40、50甚至100名因此伤亡的平民。”以色列多次否认以平民为目标，指控哈马斯使用“人肉盾牌”。
本周，以色列政府发言人戴维·门瑟再次驳斥种族灭绝指控：“这毫无根据。种族灭绝罪的关键要素——灭绝意图并不存在。”
加沙战争罪调查困境
布鲁伊特指出，调查加沙涉嫌战争罪的过程将与1990年代截然不同——当时没有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
“现在的区别在于，调查人员无法进入加沙实地调查犯罪现场。1995年，前南刑庭调查员能进入现场，但当前加沙的调查者做不到。”
加沙卫生部门称，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已有近6万人死亡，未区分平民与战斗人员。
作为前检察官，布鲁伊特坦言若现在负责调查，虽难知从何入手，但很可能从最严重事件开始。
他解释，国际刑院只有在确认以色列未充分调查指控罪行并追究责任人时，才能起诉以色列领导人。
无正义则无和平
前南刑庭的案件耗时十余年才完结，当前加沙和乌克兰冲突的相关案件可能面临同样漫长的过程。
布鲁伊特认为，结果取决于国际刑院能否在遭遇抵制的困境中重获公信力。
“如果国际刑院能挺过特朗普政府时期并恢复部分信誉，或许能重回正轨。”
近几周，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加沙行动的谴责日益强烈，特别是在人道援助和饥荒危机方面。
包括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在内的多国领导人，驳斥了以色列所谓“加沙无饥荒”的说法。连特朗普也承认儿童影像显示“真正的饥荒景象”。
以色列人权组织如“卜采莱姆”的知名活动家尤利·诺瓦克等人，同样指控政府实施种族灭绝。
尽管国际刑事司法面临重重阻力，布鲁伊特仍视从事该领域工作为“殊荣”。
“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
若您或认识的人受性侵影响，请拨打1800RESPECT热线1800 737 732，发送短信至0458 737 732，或访问1800RESPECT.org.au。紧急情况请拨打000。
需要心理支持的读者可拨打生命线13 11 14或短信0477 13 11 14，自杀回拨服务1300 659 467，青少年帮助热线1800 55 1800（25岁以下）。更多心理健康信息与支持请访问beyondblue.org.au或拨打1300 22 4636。
拥抱多元文化心理健康组织为不同文化和语言背景人士提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