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语言真的能重塑思维、改变世界吗？几十年来，从“主席”到“孕者”，从“他/她”到“他们”，激进的变革者总试图通过改造语言来颠覆社会观念。然而，最新研究却给这场“语言革命”泼了一盆冷水——埃克塞特大学的行为经济学家发现，职场中引入性别中立词汇对女性晋升毫无实际影响。这不禁让我们反思：当“语言决定论”成为进步主义者的信仰，我们是否过度放大了词汇的力量？语言究竟是思维的囚笼，还是思想的仆从？或许，真正的变革从不始于词典的改写，而源于思想深处的破茧。
几十年来，进步主义者一直坚信一个理念：通过改变我们使用的语言，就能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进而改造社会。这种观念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的一股女权主义思潮，当时人们决心抛弃“主席”（chairman）、“校长”（headmaster）等默认的男性化词汇，代之以性别中立的表述。如今，极端自由派则相信，通过引入“孕者”（pregnant people）等表述，或彻底放弃“他”和“她”、全部改用“他们”，就能消除对性别的二元认知。许多激进主义者幻想，语言革命是现实革命不可或缺的前提。
遗憾的是，对这些理想主义者而言，新研究显示他们的信念可能放错了地方。英国埃克塞特大学行为经济学家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工作场所引入性别包容性语言，并不会改变人们的行为，单靠语言本身也无法推动女性职场地位的提升。这项研究基于对英国和奥地利超过2000名志愿者的实验，将受试者分为三组，完成同一项任务，但任务说明分别采用强烈男性化、中性化等不同措辞。研究最终得出结论：在英语和德语中使用性别包容语言，“并未发现其对短期内展现职场晋升关键特质产生任何影响”。
这一结果并不令人意外。自20世纪初以来，“通过改变语言就能改变思维”这一观念始终是个顽固的谬误。当时，受哲学、人类学和语言学思潮影响，人们普遍接受“思维由语言决定，语言结构塑造我们对现实的认知”这一观点。甚至有许多人（至今仍有人）认为，没有语言就不可能存在思维。可惜，这也是乔治·奥威尔留下的一个不那么高明的遗产——他创造的“新话”（Newspeak）强化了“词汇能限制甚至决定思想”的观念。
这种自负对20世纪末的进步主义者极具吸引力。他们早已坚信文化总能压倒天性，思想具有无限可塑性。正因如此，自由派热衷于推广“女士”（Ms.）、“他/她”（s/he）等称谓以彰显平等，或更激进地在提及假设人物时一律用“她”替代“他”，试图以此唤醒人们对英语中性别歧视的警觉。这种习惯至今在美国出版界仍十分普遍。
而“觉醒主义”——一种涡轮增压式的自由主义——则有更大野心：他们确信操纵语言不仅能改变我们对现实的认知，更能改变现实本身。极端跨性别活动家过度强调个人自定义代词（否定生理现实），或相信仅通过表演性话语就能改变甚至取消生理性别，正是这种观念的体现。
早在埃克塞特大学的行为经济学家发现改变语言“毫无效果”（引用研究主要作者卢卡斯·巴拉福塔斯之言）之前，诺姆·乔姆斯基和史蒂芬·平克等语言学家就已指出：改变语言无法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
当然，他们及其他反对“语言决定论”教条的人承认，母语会影响我们对世界的感知，语言能力也能提升并锐化抽象思维。但他们否认思维必须依赖语言存在，也不相信语言具有万能之力。正如史蒂芬·平克在《语言本能》（1994）中所总结的：“没有科学证据表明语言能塑造使用者的思维方式。”
思维先于——且独立于——言语或文字存在。婴儿对刺激作出反应时显然在思考，生活在无口语或无文字环境中的成年人亦然。如果《汤米》摇滚歌剧里那个聋哑盲男孩真实存在，他照样能成为弹球高手。
正如布莱恩·麦基在1978年电视系列节目《思想者》中与诺姆·乔姆斯基对话时所言：语言是否必然参与所有最高形式的思维，这一点尚不明确。麦基提出，斯特拉文斯基创作《春之祭》时，“其思考的原创性、复杂性与精密性，不逊于任何从事任何活动的人”。乔姆斯基对此表示赞同。
麦基节目名称的性别化措辞，或乔姆斯基使用的男性化泛指代词，都不应掩盖他们交流的核心：语言始终是思想的仆从。它不能主宰我们的思维方式。修修补补语言并非万能灵药，更无法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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