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正义的天平被谎言撼动，留下的裂痕远比想象中更深。十年前，一场名为“米德兰行动”的调查席卷英国政坛，前内政大臣、首相哈维·普罗克特与多位公众人物被诬告涉及骇人听闻的罪行。尽管诬告者卡尔·比奇已因伪证与性犯罪入狱，但真相的到来并未抚平伤痕。司法系统将国家视为唯一“受害者”，而真正被摧毁生活的人却得不到承认；警方无人为灾难性错误担责，推波助澜的媒体与政客依旧沉默。这篇来自受害者的自述，不仅是对个人创伤的控诉，更是对正义体系漏洞的凛冽拷问——当清白无法洗去污名，当问责在权力中蒸发，我们每个人是否都可能成为下一个猎物？
我对卡尔·比奇因妨害司法公正和严重性犯罪被判18年监禁却提前获释一事，与对待他本人的态度如出一辙：冰冷的蔑视与刺骨的鄙夷。愿上帝保佑，比奇先生如今尚有多年时光重建人生。但我没有。他夺走了我与伴侣暮年的宁静岁月。他所造成的伤害是蓄意的、精心策划的，且具有毁灭性。
我希望对他的释放许可包含严格且可执行的条件，禁止他继续对已遭其诽谤的人（包括我自己）提出虚假指控。绝不能允许他通过重提早已被揭露、经法庭检验并被证实为刑事虚假的谎言，来加剧已造成的伤害。比奇先生不应受到与其他罪犯不同的对待。但也不应允许他或其支持者通过重复那些已摧毁人生的指控，造成进一步破坏。
更显不公的是：在法律上，我与其他被诬告者并未被承认为卡尔·比奇犯罪的受害者。相反，仅国家被视为受害者。这正是我未获知其获释消息的原因。司法体系存在严重缺陷——那些因虚假指控而生活支离破碎的人，甚至无法得到最基本的受害认可。
伦敦警察厅启动“米德兰行动”已逾十年。自此，我、我的伴侣和朋友们无一日不承受其后果。我庆幸自己已重返工作，欣慰不再居住于花园棚屋，也感激能继续在英国生活而无需流亡——尽管我仍收到死亡威胁，警方随后在我家中安装了紧急警报装置。理查德·亨利克斯爵士、纽卡斯尔刑事法庭比奇案陪审团，以及所有公正独立审视此丑闻的声音，均已还我清白。
然而，清白无法抹去指控的污痕。被指控虐待儿童与连环谋杀是恐怖的。洗脱罪名并不能卸下重负：竟有人——尤其是伦敦警察厅——曾认为我能犯下如此黑暗的罪行。这些指控深植灵魂，不会因一纸判决而消失。
最令人不安的是，尽管错误如此严重，却没有任何警察为“米德兰行动”的灾难性失误承担个人责任——相反，他们获得了丰厚报酬、晋升爵位，或带着镀金养老金退休。
同样令人不安的是，那些曾公开为卡尔·比奇的谎言赋予合法性之人的沉默。汤姆·沃森曾虚伪而激烈地支持比奇，却从未致歉，后来更获基尔·斯塔默爵士封爵——尽管他最初由杰里米·科尔宾提名遭上议院任命委员会拒绝，这令我震惊与沮丧。首相亦无忏悔之意，其任检察总长时推行“相信受害者”政策，颠覆英国数百年的司法传统，削弱无罪推定原则，酿成灾难性后果。
有影响力的广播媒体角色也不应被遗忘。詹姆斯·奥布莱恩作为卡尔·比奇的另一名鼓吹者，曾公开攻击我——不止一次，而是两次——包括在LBC节目中诬称我1980年代对私生活“严重撒谎”。那是一场披着正义外衣的欺骗。
那些自封为真相仲裁者的人，在诋毁他人前或该反思自身记录。他对卡尔·比奇叙事及助长此风气的更广泛文化的支持，既不应被遗忘，也不该被原谅。
最终，尽管暴露的失误规模巨大，却无任何警察为“米德兰行动”期间的灾难性错误承担个人责任。这种问责缺失应令所有人警醒。如果连我——一位前内政大臣、首相及军队首长——都会遭遇此事，那么它可能再次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当基本保障被抛弃，我们每个人都易受虚假指控与错误调查的伤害。
今日我的心与戴安娜·布里坦夫人及其家人、爱德华·希思爵士的亲眷，以及布拉马尔勋爵的家人同在。对我们许多人而言，卡尔·比奇罪行的影响并未随其定罪而终结，也不会因其获释而结束。
哈维·普罗克特为前国会议员、非营利组织“信任背景下面临指控”（FACT）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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