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生育率持续走低，已成为全球性难题。当特朗普政府将“催生”列为国家优先事项，推出试管婴儿补贴、婚姻优先社区等政策组合拳时，最新报告却揭示出残酷现实：经济压力与未来不确定性，正像无形枷锁般禁锢着年轻一代的生育意愿。从房价高企到职场性别博弈，从社会福利削减到疫情后遗症，美国家庭正站在生育抉择的十字路口。本文深度解析生育率下跌背后的社会迷思，既有专家对政策实效的尖锐质疑，也呈现全球视野下的结构性困境——当女性自主权提升与传统家庭模式碰撞，当个人发展诉求与生育成本拉锯，什么才是破解低生育率困局的真正钥匙？以下编译报道，或许能带来跨越国别的思考。（编者按完）
自第二任期开始，特朗普总统已明确表示对美国低生育率及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关切。
2025年初，其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旨在提升生育率的政策，包括扩大试管婴儿（IVF）服务覆盖的行政命令，以及交通部优先支持“结婚率和生育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社区”的指令。
然而，近期一份报告指出，经济及其他方面的不确定性持续抑制着美国的生育率，专家们就此对政府应如何进一步应对人口危机提出了建议。
生育率下降导致人口老龄化，可能引发诸多经济挑战——例如加剧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服务的压力，尽管这也可能带来全国教育水平提升与贫困率下降。低生育率还会冲击医疗体系，因此部分观点认为这是美国的严重隐忧。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美国独有现象。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论文显示，自1970年代以来全球生育率持续走低。
此外，虽然有人从经济视角将低生育率视为问题，但也有警告指出，将其称作“问题”本身可能欠妥，因为全球生育率下降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女性自主权”的提升。
随着更多女性选择专注事业，意味着她们因所谓“男女意愿错配”而不愿生育——即女性往往为生育在工作生活中做出妥协，而男性较少如此；事业心较强的女性可能推迟生育，甚至错过黄金期。
2025年12月18日，非营利组织人口资料局发布的报告强调：“生育决策深受不确定性、压力及未来预期的影响。”
其中关键因素在于经济不确定性。
“能否负担得起房子、能否找到福利优厚的工作、能否获得医疗保障、日用品及其他必需品价格涨跌如何”——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社会学教授兼卡罗来纳人口中心主任凯伦·古佐指出，这些都是美国人的普遍焦虑。
她表示，这种不确定性在年轻人中尤为明显，因为他们“正迈向成年阶段，试图规划一种可能遵循父母或祖辈轨迹的生活路径”。
古佐还提到，随着婚姻和生育变得“不再具有强制性”，“找到稳定工作、拥有可靠收入、且伴侣也具备同等条件后才应结婚”的观念已更加普遍。
同样普遍的还有另一种观念：“除非准备好投入大量经济与情感资源满足子女需求，否则不应生育——因为在这个高度竞争的世界，这是确保孩子成功的唯一途径。”
东北大学经济学教授明迪·马克斯指出，除了这些社会压力，“美国男性工资增长停滞，而女性职场机会扩大——这两方面都降低了生育意愿。”
她补充说，医疗补助和营养补充援助计划等关键项目的近期削减与调整，也“增加了为人父母决策的风险”。
俄亥俄州立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莎拉·海福德提到，新冠疫情也是近期影响因素，它“使部分人推迟生育，这些人可能仍在弥补疫情期间未完成的生育计划”。
不过她同时指出，总体上“生育率在疫情初期骤降后，已回归疫情前的趋势”。
古佐认为：“尽管本届政府自称支持家庭并有意提高生育率，但其多数行动可能产生反效果。”
她指出住房可负担性问题——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报告显示，首次购房中位年龄已达40岁的历史新高——并批评政府的关税和移民政策“可能因材料成本上升和劳动力短缺而推高新房建设成本”。
然而，特朗普政府在2026年初宣布了两项重大住房政策：一是提议禁止企业投资者在住宅市场购买独栋房屋，二是指示房利美和房地美购买2000亿美元抵押贷款证券。
特朗普还承诺今年实施“美国历史上最具进取性的住房改革计划”，显示住房可负担性已是政府议程的重中之重。
古佐同时强调，育儿费用“通常是父母继房租或房贷后的第二大支出，但削减启蒙计划资金、扣留民主党主导州的育儿补贴等举措，将加剧父母负担并减少育儿资源”。
白宫发言人库什·德赛对此回应：“养育孩子需要整个社区的支持，重振美国社区与家庭需要系统性变革。因此特朗普政府正采取多维度措施帮助现有及未来的美国家长——包括扩大生育治疗覆盖、为新生儿设立特朗普账户、实施强劲经济议程以重振大众繁荣。”
他补充道：“鉴于美国超过十分之一的年轻人既未就业、未接受高等教育也未参与职业培训，政府决心深入解决美国家庭构建的根本问题。”
针对美国人面临的各类不确定性，专家提出多项政策建议。
海福德表示，通过提供更优工作、更可负担住房、更完善医疗以及稳定的国际地位，“增强民众生活安全感和稳定性的政策，可能提升生育确定性”。
马克斯认为，促进婚姻或消除婚姻经济障碍的政策会有帮助，加强社会安全网计划同样有效。
她还建议，除要求医保涵盖不孕治疗外，政府可“增加卵巢功能逆转测试，让个人更清晰了解生育时钟余量”。
古佐则强调政策需“真正支持家庭”，例如提供带薪家事假和“健全的育儿基础设施”。
她总结道：“本质上，生育或再育意味着长期承诺。当人们感到未来难以预测、不稳定或可能不‘美好’时，就会避免生育。”
尽管美国生育率去年备受关注，但全球生育率自1970年代起持续下滑。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经济与人口研究中心教授迪恩·斯皮尔斯指出：“全球三分之二人口生活在生育率低于2的国家，包括印度等许多低收入国家及拉丁美洲地区。”
他补充说：“若将此归因于近期出现或美国独有的问题，将是误解。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国家证明存在能稳健、可持续地将生育率提升至人口稳定水平的政策工具。”
“这是跨越更广地域、更长时间的大趋势，远超任何国家单一政府任期的影响范围。”
斯皮尔斯认为，全球各国都应“为选择成为父母者创造更公平、更优质、更易兼顾其他人生追求的育儿环境，同时确保所有人拥有选择是否生育所需的工具、医疗和资源”。
